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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擁抱人本思維的家長、教師們正欣喜禁體罰條款正式入法的當下，相對也有一些憂心夫子們和適應不良的家長心生疑慮，擔心孩子們沒人願意管；身處教育現場的我們也認真地討論起面對學生，教不聽、叫不動、管不著、碰不得的時候又該如何以對。

對此，筆者則是保留了正向與樂觀的看法，不敢誑言所處的教育現場是一塊零體罰的樂土，但可以肯定的是，倚重體罰為課室管理手段的教師是少之又少。更值得安慰的是在禁體罰入法前漫長討論期間，教師們在想法上就已經有了定數，立法不是廢教師的武功，而是揭示與宣示這項對學生的保護與對新時代教養心態改變的呼應。

夫子們毋須擔心教化沒人聽、訓輔沒人理，而是積極的面對我們教育工作的諸多改變與迎接更多的挑戰，諸如少子化、新台灣之子與隔代教養、課程教材銜接、親師合作等教育議題，區區「禁止體罰」此等觀念之正名又何必掛心，用心、投入的老師是不足為懼的。西諺：「如果你想做，你就會找到方法；如果你不想做，你就會找到藉口。」

近日美國航太總署研究指出：在全球暖化趨勢下，二○四○年夏季北極海將不見冰影。這種趨勢研究，近年已成為國際學術研究的主流。所關懷的是：下一代的子孫將會面臨如何險峻的挑戰，當然，也就期望找到避災的可能途徑。

未來的各種情境發展，幾乎人人都會假設並進行之，但必須是有依據的，而非白日夢式的任意想像。同時，獲致的結論能夠被多數讀者接受，並進而檢討改進現行策略，期降低未來的風險。

不過，概念性的未來是很難被具體應用的，必須是定量的估算，如二○五○年代夏季台北盆地出現日最高溫大於等於三十五度的日數，可能將由現今的平均三十一日增加到五十四正負十二日，這樣的結論就能被行政官員具體應用在估算熱浪死亡率的增加、公共衛生的投資、能源的消耗、綠建築的改善等。

現今對於全球未來氣候變遷發展，最具權威的組織當屬聯合國「跨國氣候變遷小組」，其第四次評估報告將於明年五、六月釋出。其內容將不僅成為許多學者研究與教學的主要參考，更是環保人士在推動下一階段溫室氣體減量議定書的重要依據。我國無緣參與其討論、撰稿與審稿的過程中，但應該了解到：所有參與學者均是由各國委派，而最後完成後的報告也是經各參與國的同意後才能對外公布。換言之，世界各國政府與學者對於未來的評估，是經相當長時間的互動溝通後，才取得共識。

顯然，各國政府必須嚴謹地承擔其責任。以美國為例，其在一九九○年十一月參眾兩院通過「美國全球變遷研究法」，要求統合十五個部會的資源，合作推動全球變遷研究，並據以在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下成立「美國全球變遷研究計畫」。所以，即使布希總統不願簽署京都議定書，但每年仍編列相當經費，主導全球變遷的研究，包括探索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與當採取的因應之道。其中包括美國國防部於二○○三年底被洩露的秘密文件，其將未來二十年內突然氣候變化視為可能引起全球動蕩的重要威脅。

我國對於未來學的推動尚屬起步，政府應具體承諾加強氣候變遷監測與預報技術，並大量投入資源。

立法院十一日進行生育保健法的公聽會，此次公聽會最大的爭議點即在於：婦女實行人工流產是否應有「強制諮商」與「強制思考期」。

調查顯示有八成以上婦女，要的是婦產科醫師諮詢，而非諮商。我們認為，婦女自己如果覺得需要，當然可以在墮胎前尋求中立的心理諮商服務，但沒有人有權力「強迫」婦女接受諮商。國家不應強制婦女接受「以保留胎兒為目的」的任何「假諮商」。

心理諮商應是中立的，以個案為中心，如果有預設立場，意圖改變婦女的選擇或施予壓力，就違反了諮商倫理。而從實際面來看，台灣目前合格之諮商心理師人數不到一千人，除城鄉差異外，能否及時提供也是問題。

事實上，大部分婦女從知道懷孕到實際求醫，已經過至少八天以上思考時間，且當中也與家人、朋友，甚至專家們不斷反覆討論商量，所謂「衝動型」婦女不過是極少數。國家介入要「強制」婦女重新思考的規範，除了明顯歧視婦女做決定的能力之外，同時也否定了在婦女背後支持她的家人。從實際面來看，對許多弱勢或偏遠地區的婦女而言，強制思考期所造成的不便及對生計的影響，則是我們所無法想像的。

筆者認為，國家有義務提供並協助民眾獲得充分資訊，而這些資訊必須是完整、精確、易被了解，讓婦女可依據自身生活條件、身心狀況、價值觀等因素，以及在沒有批評性壓力下作決定，而不是用「強制諮商」以及「強制思考期」的規定來限制女性。

南港李家一家五口，三個月間，先後跳河自殺，震驚社會，這悲劇到底怎麼回事？極端的個案，絕不會是偶然，相反地，卻往往是各種條件匯聚的不幸結果。父母帶著年幼子女自殺的不幸事件時有所聞，但父母與子女都是成年人，卻結伴自殺，顯示這一家人覺得自己活得有多辛苦，對人世有多絕望！

除了健康因素，經濟因素是造成自殺的主要原因，而債務和失業則又是造成經濟困境的原因。李家長期失業，六口成人怎麼過日子，實在難以想像。失業的結果是沒有自己的房子，連個像樣的房子都租不起。放眼當今，台北市竟還有這樣的家庭，全家六口擠在幾坪大的空間裡，如果不是這起自殺事件讓大家注意到，恐怕還不會有多少人相信吧。

台北市的房子越來越貴，裝潢越來越豪華，但越貴的房子越好賣，可那是有錢人的遊戲。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當然一切就都沒得談。若加上債務，更會讓人喘不過氣來。然而，怎麼會連一個工都找不到呢？可見景氣有多壞了。如果這個家庭成年人都能餬口，情況應該不至於這麼慘，事實卻是，他們都沒有工作。找不到工作可以一直找、一直找，但不斷碰釘子的挫折感，會逼人走向絕望，尋死的意念若缺乏協助，悲劇就難避免。

這類家庭，絕對屬於高風險家庭，社福體系卻眼睜睜坐視他們一家人連續兩次跳河尋死。沒錯，社工人員是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時在李家門口站崗，但既然是已經自殺過一次的高風險家庭，社福體系難道不需要投入更多人力去關注，或讓社會資源協助他們擺脫困境嗎？至少要讓他們感覺不是孤單無助，不是沒人關心他們的。

李家五口的精神狀態如何，不得而知。五口跳河自殺的舉動，究竟是走投無路的無奈選擇，還是向這個社會最沈重的抗議，也很難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這起悲劇絕對是台灣當前經濟不景氣，加上社福體系缺乏積極主動所造成的。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社福體系的負擔加重，但資源會更有限，我們能理解。可是越是關鍵時刻，不也正是社福體系發揮功能，挑起責任的關鍵考驗嗎！

最近發生一家六口五人跳河的慘劇，社會局指那家人工作意願不高，而小孩的姑姑說並非如此，小孩在兩個地方工作都發生雇主不付應得薪資的情事。關於輔導機構的麻木不仁，個人有切身經歷。

個人雙耳聽力全失，惟具專業能力，擔任某廣告公司高階主管十年，五年前因老闆移民而辭職，又因受信任友人欺騙，失去所居房地。之後求職路嘗盡艱辛。

聽障人士可至就業有關的協會求職，便透過勞工局所屬某協會，請求媒合職務。協會就業服務員，不斷以洗腦方式告知本人，不要「肖想」以前高階主管職務；他說，聽障者，在聽人世界找主管工作幾無可能，不如尋求店員等低階工作。個人雖疑惑為何專業人才很難媒合，但也願從頭做起，讓雇主能有機會認識我的能力，便不求高階職務，由他安排。

不料一連串媒合的都是極惡劣的雇主。有雇主說好要進用又突然反悔，有雇主積欠半數薪資不付，最惡劣的是一家文教的雇主，工作期間不給任何相關工作的設備與耗材，還時常挖苦說：「你不是創意很強，就發揮創意變出來啊！」

該協會就業服務員潑冷水在先，聞知那些雇主惡劣行徑，不但不上報處理，反指責我：「一定是你哪裡做不好」。等我提出相關證據，他才無言以對。而雇主違反勞基法部份，就服員卻一再曲意迴護。

經過三年工作不順，終於領悟「求人不如求已」的道理，跳過該協會，廣發求職信，多次面試後，有兩家公司強力請我前往就職，於是選地緣相近的公司，三個月後便因實力堅強，升任創意總監，一年後，公司也成為業內第一的公司。該協會就業服務員，竟然跑來請求把我找的工作，業績算在他們協會上，偽稱是他所媒合成功，好上報勞工局，不由一陣透骨心寒。因本人個性寬厚，最後還是答應所請。

回顧以往，這三年中個人也有多次三餐不繼且無人援手，瀕臨自殺邊緣。協會與就業服務員沒有提供任何實質幫助，該員得知我有輕生念頭，也無任何協助，大有「愛莫能助」的意味。

任何新聞表象，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真實社會不是這樣二分法，人們對當權者異常寬大，對弱勢又極為殘忍，許多援助不是太遲就是太過頭。公家機構面對全家六口五人跳河後，還依然推諉責任，自稱經常電話查訪，如同那位沒有實質作為的就業服務員。

我今日有幸不死，更上事業高峰，能感謝的對象竟然只有自己，而自己就靠這一股不認輸的怒氣，在沒有任何支援中撐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