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16 中國時報
彭秉權
報載，收容愛滋病患的中途之家被判決要搬離原來社區，事實上，從愛滋、精神官能與心智障礙這些非我族類，總是遭到不同形式的排擠；各種不同案例的背後不單只是「排擠愛滋」與「歧視殘障」的道德性指稱，還有社會性包容的機會教育以及建構專業的服務網絡。
基本上，事件的兩造對簿公堂，即便最後可以藉由司法而獲致某種的結局，但包括愛滋、身障團體的進駐，對照於街坊居民的抵制，卻也違背了社區融合的目的，造成多輸的下場。
與其凸顯應否接納生理弱勢的族群同胞，倒不如回到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社會是否提供了一個「對所有弱勢族群友善」的社會情境？誠然，當髒、老、病、呆、醜等等的弱勢族群，依舊還是處於一種社會性排除的人身困境時，不要說外界將他們視為洪水猛獸，他們本身也會因為該種歧視的社會性標籤，造成了弱勢族群自我的社會性隔絕。
何以高達近百萬的殘障同胞及其家庭親人，不願意或是不敢走出陰霾傷痛，顯然，這種來自於主流族群的偏差標籤，背後實則涉及權利行使與社會行動，這才是這些層出不窮案例的癥結所在，更直接地說，「排擠愛滋」或「歧視殘障」不該是一種原罪歸咎，更無關乎個別的道德層次，所該譴責的是社會本身的假道德、偽道德與不道德，這是因為個人的偏見往往反映出來的是社會集體的謬誤。
總之，如何卸除表相性的道德意涵以及推動福利社區化的配套措施，這些才是事端落幕之後要誠實面對的。當我們從這個角度切入時，社區居民與社福機構兩造之間的攻防舉措，背後所涉及社會性包容的機會教育以及一套縝密的支持服務網絡，這才是激情過後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