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25  中國時報 
張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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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4  中國時報 
邱風/北市(文字工作者)

 

    公娼自救會長官秀琴,日前因為經濟壓力投海自盡,昨天日日春協會特別在凱達格蘭大道前集結,抗議政府殺人!高呼阿扁下台!然而日日春如向北市府或市警局抗議,或許比較有道理,向總統、總統府抗議,有點突兀。

    當然,抗議行動和陳水扁當年擔任台北市長推動禁娼、廢娼有關。然而陳水扁早已不擔任台北市長,日日春如欲爭取性工作者的工作權,應向現任市長陳情、爭取,或向市警局陳情爭取,而不是找總統理論。

    回顧當年陳市長推動禁娼廢娼,的確也不無可議之處。禁廢娼太猛,太急功近利、講求績效,從娼或性工作者必會深感被汙名化、有受辱之感。有些國家娼妓已除罪化,是光明正大、公開展示陳列的商品;從娼、「賣淫」或賣笑「賣身」,也視為正當工作。而當年陳市長、陳(菊)局長卻力推廢娼,深深傷了性工作者的自尊。

 

    禁娼廢娼是很難的,簡直是不可能。當年的禁娼廢娼「以鄰為壑」;只是把娼妓、性工作者趕到其他縣市或地下化成為「地下工作者」罷了。為政者、當政者處理問題、解決問題不能不深思熟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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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4  中國時報
曾貴海、郭峰淵

 

    後殖民台灣在經濟上曾有一段「亞洲四小龍」之首的輝煌成就,在政治上也有在短短數年中完成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成果,在生活上,更充斥著各式各樣西方先進國家的商品及科技。可惜的是,二○○六年的台灣,卻在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停滯不前、甚至退化。

    這狀況有如一突然賺錢的暴發戶,雖然家住億萬豪宅,出入朋馳轎車,手提LV,並使用手機電腦網路等現代科技,但卻經常犯了開車肇事、壓榨員工、詐欺客戶等等錯誤。面對這樣的一個暴發戶,我們知道除非他願意放棄對豪宅、名車、名牌及科技的依賴,並誠實檢視自己的缺陷以求上進,否則將無法脫離一再犯錯的惡性循環。同樣的,徘徊在改革十字路口的台灣,若不全面清查、批判殖民歷史,也將無法成功的轉型為現代的民主人權國家。

    因此,我們若問誰該為台灣改革肩負起最大的重任,答案不是任何一個政黨、媒體,而是學術界,尤其是引導社會思想的知識菁英們。法國哲學家傅柯(M. Foucault)對知識與權力的研究告訴我們,知識乃是滋長權力的養分,權力又是形塑知識的力量。而今天台灣有權力極度腐化的現象,正是代表著知識分子的失敗。當享有權力的知識菁英挾持其西方學術權威的光環,但卻無視於台灣後殖民社會的病態心理,主導台灣各種政策的制訂,這是使得台灣陷入當今自我殖民的困境的主因。

 

    例如,在教育上雖然引進了西式教育理念,但考試成績仍是唯一衡量學生成就的標準;在醫療方面,雖購置最新的科技,但醫生的指引仍然不敵求神問卜的結果;並且,在經濟上,盲目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結果,只是使台灣成為美國跨國企業的衛星工廠而已,使得美國享有比以往殖民者更大的力量。更糟糕的是,知識菁英所一手主導的世界一流大學計畫,已使得台灣學術界為了追求SSCI、SCI,而淪為美國學術的附庸。

    這些亂象意謂著今天台灣社會雖然表面上已穿上西方文明的外衣,但本質上仍因循著舊有的價值體系。換言之,當代的台灣,就有如一個剛獲自由的奴隸,卻想要以過去主人的標準來證明自己的優越,當代台灣也企圖以過去殖民者所遺留的價值觀來證明自己的偉大。所以即使政黨雖然輪替,但新的執政黨重覆了過去政黨的政策,結果當然是使台灣陷在自我殖民的輪迴之中。

    因此,台灣社會必須進行「創造性的毀滅」,全面性的檢視殖民歷史所遺留的創傷,並建構新價值體系。在殖民時期,生存的意義僅在維持生命的存在與延續,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社會,生存的的意義在創造生命價值。在前者,人民因貪婪及恐懼而自我奴役;在後者,人民則因樂趣及熱情而追求自我實現。

    然而,不管在殖民社會或在知識社會,道德都很重要。在前者,道德是被用來懲罰與馴服受殖者,而在後者,道德是一種自動自發、自我規範的力量。兩者是截然不同的道德標準。唯有透過殖民歷史的全面審判,我們才能建構新的道德標準及社會秩序,而適合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的政治、教育等體系也才能因應而生。

    我們認為,台灣知識菁英的無能與怠惰導致了台灣今日困境。所以,我們誠摯的邀請學術菁英,如果你真有道德勇氣和歷史使命,有公平的良知,請以泛歷史的道德,作全面性的反省和批判吧。

    (曾貴海為醫師、前南社社長;郭峰淵為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前南社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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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3  中國時報
顧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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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3  中國時報 
林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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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2  中國時報
南方朔

 

    當代政治學理論,已出現兩個新的重要分枝,一個是「陰謀理論」;一個是「恨的政治學」,這兩個分枝有很大一部分相互重疊。

    所謂「陰謀理論」,指的是一種心態,一種談問題的方法;當一碰到手足無措,黔驢技窮的問題,最後即往「陰謀」上去扯,宣稱有個龐大的陰謀集團在對付善良純潔的他們。當代研究「陰謀理論」的先驅賴特教授(Peter Knight)即指出,這種招數在許多地方已成了一種應付問題的萬靈丹,當一用「陰謀理論」,就等於「討論停止」。當代女性思想家修瓦特(Elaine Showalter)也指出,這是一種歇斯底里的談問題方法。她說:「陰謀理論摧毀了對證據和真相的尊重。」「陰謀理論」侮辱了所有人的理性與智商!

    而為甚麼有人會用「陰謀理論」談問題呢?一種可能是由於「恨的政治學」所造成的被迫害妄想;另一種則是發現這招很好用,而故意假裝自己被迫害。用我們的老百姓話來說,「陰謀理論」因而是一種「扮可憐」的型態。動輒會搞「陰謀理論」的人,他等於是在說:「我好可憐喲,他們都在陰謀對付我!」當「陰謀理論」一被祭出,是非對錯即已不再重要,只剩下論敵我、分立場。這也是為什麼所有惡劣兼失敗的政客,都喜歡把「陰謀理論」當做最後庇護所的原因。「陰謀理論」之所以好用,乃是可藉此模糊掉是非,並可以增強並合理化「恨的政治學」。十七和十八世紀的西方,還沒有「陰謀理論」,但當時的人已知道有人會用這種可惡的方式談問題,因而稱這種人有一顆「黑暗的熱情」(Dark Passion)。

 

    而最近這幾天,我們即看到這種「陰謀理論」和「恨的政治學」已開始排山倒海般展開。阿扁說「錯在二○○○年他不該當選,不該政黨輪替,還錯在二○○四年兩顆子彈為什麼沒有把他打死」。他的這種詭譎的修辭,就是「陰謀理論」與「恨的政治學」最好的證明。他靠著這種充滿欺騙與煽情的說話方式,把「因為他貪腐,所以人們倒扁」硬是倒果為因的說成「因為人們恨他才倒他,因此才說他貪腐」。會用這種黑暗的方式來說話,這個人的黑暗程度已可想而知了。有些研究「陰謀理論」的學者用精神異常的觀點做解釋,認為這是一種「偏執狂」(Paranoid),而其談問題的方式則是一種「妄想修辭」(Rhetoric of paranoia),可真是不錯啊!

    而把「陰謀理論」扯到令人爆笑程度的,則要算游錫堃了。他表示這次倒扁是中共的大陰謀。中共這個「藏鏡人」統合了在野黨、泛藍和媒體,才造成了這次倒扁風潮。我不知道聽了他這種理論的民進黨桃竹苗黨工會不會生氣,因為他會講出這種話,簡直是在侮辱那些人的智商!搞「陰謀理論」,扣人紅帽子,也要有點程度,把全台灣的人都當成IQ零蛋的賤招真應該省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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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台中市)

數天前一千具簇新的拒馬悄悄運進台北城。雪亮陰森的利刃以及白底紅字「危險勿近」的警示立刻引起各界注目。即便沒打算上廣場的人也都感受得到她的威脅恐嚇。

拒馬整齊堆放著,超酷的立體造型,像件達達手法的藝術作品。她是已進行卻還未完成的部署,她具有未展開而能展開的可能性。她將如何完成部署?她將如何實現可能性?她守候著什麼樣的事件?她預見什麼樣的例外狀態?誰需要她的利刃?她可能被克服嗎?

我們無法貼近她,連鮮都不知如何插。然而我們仍然遐想著她可被塑造的潛在形式,以及可以不一樣的部署。

台北有份量的公共藝術總覺得比其他城市來得少,尤其是經過公眾投入賦予精神以及時代意義的作品。而她,數百噸優質鋼材,將與數十萬民眾共同出現在廣場上,二○○六年秋季台灣的民主運動,是為她賦予新形象的契機。

我們的藝術家們現在就該構想她,許諾她一個撫慰溫柔的未來。實現她是民主運動的責任。未來,我們將可以為她布上鮮花,親近她、依偎她。而且,我們將感受到不只是一般的撫慰溫柔而已,因為至少我們這個世代都將記得她那曾經是利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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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報社評】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去年度的「家庭收支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只較前年增加0.4%,考慮到去年消費者物價上漲2.3%,則每戶實質所得比前一年減少;顯然,台灣人變窮了。

而今年在油電漲價的驅動下,物價上漲率將遠超過去年,這種「變窮」的趨勢將更為嚴重。那麼,是誰使人民的生活愈來愈難過了?

主計處的數據分明指出,台灣的貧富差距愈來愈拉大,以收入最高及最低的百分之廿作為比較的基準,到了去年,差距已上升為7.45倍。亦即,雖然在金字塔上端的高科技業、金融業等有錢人的所得增加,但多數人民的實質所得卻在迅速衰減中。

更令人悚然的是,台灣基層主要養家人口,多數已陷於入不敷出的困境。這從因被逼債而全家自殺的慘劇日增,便可概見一班。而主計處已將民間消費成長率下修為1.7%,民間投資成長率則只剩0.45%,較原本公布的3.6%竟相差六倍之多。在投資萎縮、消費不振的情況下,台灣可能面臨由停滯膨脹走向慢性蕭條的危機。然而,扁政府雖像走馬燈似的更換財經首長,卻拿不出拚經濟的有效方案!

事實上,包括美僑與歐僑商會、國際投資評等機構及經濟學界,早已一再指出:台灣民間企業的競爭力絕不比亞洲其他國家遜色,台灣人民的素質亦仍領先多數國家;但是,外商及台商對投資台灣卻都缺乏信心,關鍵因素就是政府的貪瀆無能、政策的反覆不定,令他們裹足不前。換言之,阻礙台灣經濟發展、使得台灣人民變窮的最大原因,甚至唯一原因,正是扁政府顢頇又傲慢的統治作風。

對於生活陷入窘境的許多家庭而言,一百元已不再是個小數字;可是,在總統夫人的珠寶、禮券,第一家庭的窮奢極欲,以及國務機要費的假帳對映下,他們寧可少吃一兩餐飯,也要將一百元匯給施明德,以表明倒扁的心志。這顯示,大家對「誰使台灣人變窮了」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儼然已有了共同一致的答案!

【2006/08/22 民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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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討論,為社會科學重要之研究要點,主要包含本體論(ontological)、認識論/知識論(epistemology)與方法論(methodological)。「本體論」關心人類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各種行為與現象,是否存有著一種真實、永恆不更的本質?若有,這些永恆不變的本質是甚麼?「知識論」又被稱為「認識論」,關心的是研究者要取用哪種立場與態度進行研究,與被探究的社會現象產生互動的關係,才能了解現象的真實本質?「方法論」主要探究應透過何種方法與策略,才能被發現或被驗證。
 

        各種不同典範,對於這些基本命題有不同思辯,知識論又與研究者或是思哲者的世界觀想像有關,如果尼采、德希達或是笛卡爾若有機會敷面膜,那我們對於世界觀的辯證會有甚麼樣的轉變呢?這樣的構思是從張小虹(2005)《膚淺》一書而來。

        「面膜」的英文為”mask”,同時也意涵著「面具」,借用這樣的概念來作為顛覆基模。「面具」相對於面具底下的臉,型構了西方哲學認識論的基礎,面具是偽裝/臉是真實,面具是假面/臉是肉身、面具是欺騙/臉是忠實,撥去了遮蔽掩蓋的面具之後,終於見得面具下的臉(張小虹,200522)。

        解構主義出現之後,將硬的面具化為軟的面紗,面紗下女人的臉龐成了最終「非真理的真理」(the untruth of truth),認識論的演繹與補充,無法確定起點與終點無法確定真實與意義(ibid),但是仍是在固體型態上打轉。如果這些思辯與確構知識論的哲人,有機會敷「面膜」,能否跳躍固體、肉眼能見的世界觀呢?若你/妳有敷過面膜,接下來可以同想像。

        就我所知的面膜,或是我敷過的面膜有三種。其一為「清洗式面膜」,像是冰河泥、酒粕面膜、蘆薈膠等;還有「撥離式面膜」,黑面膜、妙鼻貼等;第三,算是近年來台灣火紅舖貨的「片式面模」,像是美麗日記、Q10、美白、奈米面膜等,張小虹以第三種面膜進一步提出不同於「固態移動」的想像。

        這種面膜的剪裁與面具相似,更能貼切之前所說的”mask”一語雙關。這種面膜跳脫固態,同時也介於液態與固態之間,最終某些部分換化成為臉的一部分,翻轉過去二元對立的概念,實在可愛有趣。

        片式面膜,上頭最珍貴就屬於精華液,精華液依附於面膜上,像是面具般穿帶於臉上,可是又與面具不同,因為敷面膜者大多希望面膜的成分變成自己的臉,「濕」作為仲介者,「乾」的面具可以取下,「濕」的面膜無法完全取下,因為部分已經成為了臉,形成你濃我濃,不同面具/臉龐的二元對立,以「區隔」或是「排除」作為認識論利基。

        面膜看似簡單,其實隱藏著推翻與質疑「結構主義」、「身心二元」、「崇尚心靈,貶低肉體」的絕對二分之潛力,與後現代主義呼應軌移。

        是啊,你/妳敷過面膜嗎?若有這樣的體驗,或許可以開出另一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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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2  中國時報

彭渰雯、陳美華(彭渰雯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
陳美華為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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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鯨向海

斯文詩男與游泳詩男,相約在咖啡店見面。

斯文詩男注意到游泳詩男隱隱露出山稜線的大塊胸肌,不無羨
慕地問:「你雖然擁有傲人的體格,在詩裡,卻很少出現胸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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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彭淮棟/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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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機制裡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人人都在監督交易對手,也被對手監督。唯有架構於市
場之中的廠商組織,具有類似的監督難題。因此制度經濟學家苦思冥索,最後將監督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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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跟政府到底應保持怎樣的關係,是人類自有政府以來便存在的問題。古往今來,多
少大思想家、大政治家,莫不殫精竭慮,要參透這個問題。當今天台灣的國家元首被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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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文/法學教授(台北市)

看到二位攜子自殺,子亡而己活的父母,經歷三審被判十一年有期徒刑的新聞時。筆者想到美國著名人權律師丹諾曾說的一段話:「舒適工作、坐領高薪的法官,如何能夠了解一般勞工的生活,和那些被債務壓得無法喘息或有志難伸者的想法?若對這些情形毫無了解,法官又怎麼做出正確的判決?」

自殺不對,攜子同亡更不該。的確,法官們可輕易地在道德上作出論斷、也在判決上作出重懲。但若法官們試著想像,面對了同樣困境,或會發現,這些人的選擇可能無多!

在舉家自盡案件周周月月發生的今日,若以為嚴刑峻法就能減杜攜子自殺的「歪風」。那就太膨脹法律的功能了。對行至窮途的父母來說,「親手殺死自己的子女」已是「最嚴厲懲罰」,他們雖然獨活了下來,但那椎心之痛將跟伴終生。

但從一審到三審的法官,竟都以一貫的維持重判,是因為不夠謙卑,還是沒有勇氣承認法律的有限,或者只是懶惰,在二、三審中不問就裡地維持原判?

筆者並非在為攜子自殺的行為辯護或覺得當判無罪。只是覺得,若法官能以同理心揣想當事人立場,或就會援用情堪憫恕的裁量,謙卑地宣示:「雖不認同攜子自殺的行為,但必須同時謙卑地認識刑罰在本案的有限性,我們相信承受喪子之痛的本案被告,已然承受更為嚴厲的心理懲罰,基於以上考量,酌予減刑,判處低於法定最低刑度的有期徒刑。」這樣一個帶有同情與自謙的判決,當比所謂的「嚴懲」要近於情理得多。

而從這一點也可以回頭反省我國的法學教育,似乎只訓練出冷冰冰的詮法機器,而沒有將溫暖的同理心與同情心灌注在法律人的思想之中。

最後,在該判決結果揭露的同天,很諷刺地,一位母親帶著可愛的女兒同赴黃泉,死時身邊僅遺下十元。看著報上刊出小女孩純麗的照片,社會對於這個小生命的驟逝難道無責?特別是那些坐領高薪還不知足,極盡可能納貪索賄的政府官員,讓貪腐毀壞社會的防護網,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劊子手!而這也不禁「再讓」筆者想起,每年數千億軍購預算的荒謬,這些錢若能用作社福,可以挽救多少類似走上絕路的父母子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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