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我因為偶然的機緣認識了林以亮，想起來就是在愛荷華第一年結束的暑假。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他去世為止，三十年間維持著極好，親近而溫馨的友誼（我這樣想是不會錯的，回憶起他長時間裡對我的期許），雖然只見過少數幾次面。他寫了許多信給我，繞著讀書，創作，和翻譯之類幾樣事情談論著，商量著，偶爾月旦或存或歿的人物，此外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話題，但他又時常提到自己怎樣就生病住院，甚至開刀服藥而終於無礙痊癒了，適可而止，筆鋒一轉又回到讀書，創作，和翻譯。我說我們認識了，就是說那長期通信關係的開始，而這其中感受到的累積的感情反而就十分沉重，尤其是現在，離開他去世也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了，並沒有使我忘懷。
我記得他最初是接受聶華苓的推薦，邀我參與翻譯一本書。這本書後來在香港出版了，就是《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譯者有林以亮，張愛玲，於梨華，和我。翻譯篇數最多的是張愛玲，計有關於小說家的文章三篇和原主編者的序文一篇，其次於梨華和林以亮各一篇，我兩篇。張愛玲譯的序文，原撰稿者威廉‧范‧俄康納（William van O'Connor）是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文筆精銳，劍及履及。記得首頁翻開就有一則關係著作者相對於小說主題的論述，被她這樣毫無保留地轉化呈現了出來：小說家「不應當預先知道他的題材的意義。他必須等待故事開展，逐漸發現他的主題。如果這本書寫完以後，主題極清晰地出現，那麼作者大概是隱匿了一些證據，寫出來的是一套教訓或是宣傳品」。
林以亮指定我譯的兩篇，一篇關於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另一篇則為拿撒奈‧韋斯特（Nathanael West）；前者原文執筆人也是俄康納。那暑假我住在舊金山灣區的柏克萊，每天規規矩矩坐在樓上窗前，設法把嚴謹的學術論文譯成中文，也沒有什麼參考書，因為到那時為止，我只讀過一本福克納的原著《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和少數短篇小說如〈熊〉（"The Bear"）等，而韋斯特更從未曾聽說過。一個外文系畢業的人尚且如此，這其中有些諷刺的意味，但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文學是需要翻譯的，而外文系的人就理所當然應該去做才是。林以亮為早年燕京大學西語系出身，內戰末期到香港，主要就是從事西書的翻譯和電影編劇，到我們通信的階段，他已經是朋輩中有名的「翻譯先生」（Mr. Translation）了。所謂朋輩，就是他有一次忽然在信中對我提到的，「同我差不多年齡的友好，如姚克，張愛玲，喬志高，蔡思果」等四人，都為衣食忙，他說，致未能專心文學，接下去就感慨地講了些自覺「蒼涼」的話。那當然也是長久以前的事，遠在我能完全領略其中的感慨之前。此後數十年，他曾經屢次提到些時不我與，深怕理想的工作未能完成等自我警惕的話，都使我矍然心驚，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原來他的身體情況一直不好，長期帶病養生，遂有許多恐懼不安，因此更傾向在信中多談他寫作和編譯的計畫。在我這方面，林以亮對翻譯一事的熱衷和他對我的期待，竟有意無意為我點出了一條值得試探的路，一片於學術或創作都有可觀的新領域，充滿了信念，遠景。
回想起來，在為林以亮譯福克納和韋斯特兩長文之前，我可以說從未曾真正嘗試過翻譯。有則在大學時代私密的練習，而我記得的卻是一件頗具野心的計畫，和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最純淨，透亮，而不減絲毫繁美的神話與詩有關。就是在東海畢業前一年吧，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就動手開始翻譯起濟慈的長詩《恩迪密昂》（Endymion）。這首詩原文分成四卷，全長超過四千行，以英雄雙行體為基調，在嚴謹中賦予浪漫的氣息，所以頗具有一種無韻體的聲色，在英詩中也屬源遠流長：
美的事務是永恆的歡愉：
其可愛日增，不消逝於
虛幻無影；反而就長久為我們
維持一座靜謐的涼亭，為睡夢……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never
Pass into nothingness; but still will keep
A bower quiet for us, and a sleep ……
我確定至少翻了一千餘行才停，手稿還在篋中，包括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的前七十九行，就在那關口戛然中斷，原因不難想像，只是當時已惘然。我最後那幾行約莫如此：
當微風奏出一支甜蜜的聖歌
去取悅德俄菲的時候，就有雪白輕快的
節奏溶進無聲的靜寂。他的兩腳急促
依然在這輕翼的引路人下飛跑……
濟慈二十二歲動筆寫此詩，不及一年脫稿，出版時書前印了一自序短文，懇切希望讀者諒解其中「可能暴露的生疏，不成熟，和錯誤」，果然，濟慈為了這首少年心血烙印的「詩之傳奇」（poetic romance），很快就遭遇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攻擊。我奇怪的是，為什麼我自己也挑了這樣一首艱深而不祥的長詩來譯，在那青澀的年代。中斷的四句如彼，甚至原稿所保存的第一卷開始四句亦復如此：
美的事務是永恆的歡愉，
它的可愛日增，永不消逝；
恆久為我們保有一個
無聲寧靜的園亭，又像那……
這其中恐怕更暴露出譯筆的「生疏，不成熟，和錯誤」了。越過大段的歲月回顧，何嘗不慶幸當初的努力知所停止，功不唐捐，猶不免惶惑之至。除此之外，記憶裡還未曾翻譯過任何別的東西。所以我總是耿耿於懷，的確是林以亮點撥了我偶爾試探這另一支筆的興趣，在人生旅程的徬徨，摸索中。
那一年暑假順利譯畢福韋二文，回到愛荷華，冬天開始選擇卡謬（Albert Camus）的札記，取其文學與哲學以及一些關於社會文化的思維，逐日就其英譯本而轉譯，自以為興味盎然，例如：
革命，光榮，死亡，愛情。比起我內在那些沉重又真實的東西，這些名詞有甚麼意義？
「而那是甚麼？」
「這淚水浩蕩的重量，」他說：「便是我所了解的，我所體會的死亡的滋味。」
例如：德國人發明了自鳴鐘。這種東西是時間之流的可怕象徵物。那宏亮的鳴聲在西歐無數大城小鎮日以繼夜地響著，而且那也許最有力地表現道：「以歷史意識面對世界乃是有利於創造的。」
同時，就在那冰雪嚴封的冬天，我開始以一種責無旁貸的態度埋頭翻譯西班牙詩人羅爾卡（Federico Garcia Lorca）的吉普賽謠曲，出版時取名為《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這本詩集先由我一手自英文轉譯，但心中不安，我請一位懂西班牙文的朋友坐下來和我一起檢驗其信實。我將我的中文稿口譯回英文，由他當場比對手上的西班牙文，希望不至於太乖離原作，有則即刻討論更正。
所以我說翻譯的事，真正有個開端的話，痕跡確實在林以亮派給我的那暑期工裡，後來才緊跟著做了少許一些零星的事，但還是有限。當時林以亮並不是把我分內的材料指定就罷。我交稿後，他顯然很認真地審閱了一遍，提出疑點，以討論的口氣建議我是否修改，怎樣修改等等翻譯者經常遭遇的問題。韋斯特一文寫到小說家上了布朗大學後頗能孤芳自賞，變成一個衣著入時的大學生，身穿Brooks Brothers考究的外套和襯衫，頭戴漢堡呢帽，同學形容他就像個「相當有錢的殯儀館助手」。我把那時代的名牌衣服店，即曼哈頓的布魯克氏兄弟公司誤解為一般美國大學生的兄弟會之類組織，被林以亮發覺有誤，及時更正。他的耐性和細心常使我覺得很感動，寫信的時候我就維持著最嚴謹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如此，稱呼他「以亮先生」。一九七三年他和高克毅合辦《譯叢》半年刊於香港中文大學，那幾年我專致於二十世紀初葉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研究，不久就針對周作人和希臘文學的關係在深入閱讀著相關的書。林以亮知道我肯把古典希臘和現代漢文學的題目這樣連結起來，非常高興。有一天我收到一大包書，打開一看，才知道他特別為我從朋友處借出，迢迢自香港航郵寄來的《希臘的神與英雄》，《希臘女詩人薩波》，和他自己收藏的《伊索寓言》，皆周作人五十年代初期所譯希臘文學的珍本，竟原書渡海，還附一信云：「書我既已借來，可暫時存兄處，不必影印，俟論文寫竟後再寄還不遲。」不久寫竟的就是後來發表在《譯叢》的英文論文"Chou Tso-jen's Hellenism"。此文從屬稿到排版付梓，得到他和高克毅兩位往返琢磨討論，使我獲益最多。
林以亮那一次提及他同時代的友好共四人，其中高克毅、張愛玲，和蔡思果我前後都見過。但我知道和他年紀相當在海外的友好，至少還有陳世驤和夏志清，沒提到是因為後兩位都在大學教文學，研究文學，不在他感慨須分心「為稻粱謀」的範圍之內。按上文林以亮想起他自己和那四位朋友，頗覺「蒼涼」，似乎誇張，但那可能就是最正確，最保守的兩個字。夏志清研究張愛玲，認為她小說力求表現的無非「蒼涼」；這一方面鄭樹森考之甚詳。林以亮生前談到二十世紀的新詩人，必舉吳興華，認為是那一輩中翹楚，其他人都比不上。他考證吳的生卒年代大概是1921-1966，屬文革最早被整死的知識分子之列。吳死後，林以亮將他的遺作四處發表，一部分就寄夏濟安，登在台北早期的《文學雜誌》上，刊過一篇〈論里爾克的詩〉，作者署名鄺文德，及若干直接譯自德文的里爾克詩選，都是他提供的，而鄺文德正是他為吳興華取的另一筆名。早在抗戰時期吳就已經以本名為中德學會譯過一冊《里爾克詩選》；又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林以亮夫人名鄺文美。（上）
編按：楊牧教授2006年秋天回到十四年前參與創辦的香港科技大學，擔任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包玉剛傑出講座教授，並公開演講兩場。《聯副》今天發表的〈翻譯的事〉，為其中一篇講稿，除作者外，並向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及講座主持人鄭樹森教授致謝。
